生活故事劇場
工作坊 實踐報告
作者：韋帆
2024年12月中，我們終於完成了念想了好久的TO（被壓迫者劇場）工作坊。
* 工作坊的緣起和舉辦過程
對我自己來說，這次工作坊真的有種夢想成真的感覺。我覺得之所以把這個過程也寫入實踐日誌，因為這個過程裡我就開始了聚焦在這件事情上的自我覺察。圍繞著“我們為什麼想做這樣一場工作坊”和“我們到底要做哪個群體和什麼目標的TO工作坊”這兩個問題的反復思考和對話，也是我們實踐背後重要的覺察過程。
重開TO這件事情的難點與緊迫性，我從去年就開始心心念念。一方面是我從去年萬老師來昆明之前，就一直在思考怎麼找機會做一次工作坊，但苦於自己工作的機構管理越來越複雜，也很難找到落地的組織方。另一方面則是越發感受到這件事情的迫切性，不僅當時看到臺灣大陸往來前景模糊，也因為疫情三年之後，生活圈公益圈內狀況頻發，人們之間的關係呈現出更多的緊張與壓迫感。TO也許不一定能夠找到什麼解決方案，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提升人們自我覺察與促進對話的重要途徑。
在9月底某次時隔五年的重聚之後，我和梅若再次有機會面對面聊天。當時我們也與一群基層姐妹服務機構的夥伴，共同梳理了十幾年來的公益歷程，大家都看到這幾年的低潮與艱難。於是11月初我和梅若聊起了萬老師赴京計畫，我們都覺得有必要努力組織一次TO工作坊，無論會有誰來，這是我們都覺得重要的“充電”機會。居然一拍即合下，梅若就行動力超強地協調各方，籌備群就這樣拉起來了！
這樣的行動力也極大地感染了不同人吧，感覺萬老師也非常努力在準備，我們各自都衝破了日常生活工作裡的重重挑戰，最終決定在12月19-21日開展一次工作坊。雖然招募過程裡，不那麼樂觀的報名情況也是有預料的，但真正面對很多朋友說雖然想但“太遠”、“沒錢”的時候還是讓人沮喪。我和梅若在過程裡都一直說“隨緣”，也是想試試看如今的形勢下，周圍朋友到底身處怎樣的境況裡。好在，疏野和梅若還是通過不同方法，招募了北京當地的不少參加者，在不同階段的動力波動下，我們最終仍然堅持了“一定要做”。
除了上面那些脈絡之外，特別對我個人的價值是，在全球後疫情的今天，我們能夠明確地感受到周圍環境中，人與人的關係更缺乏一種韌性，但大家也較之前更加需要體會一種力量與希望。同時，整個大陸公益圈內，從業者的想像力更加禁錮，服務者的思維讓我們都很難去看到一些日常生活和基層人們的價值，自己都很難好好生活，何況給別人力量和培力。我不止一次在與公益圈夥伴交流的時候，想起《受壓迫者教育學》和TO，想起如果能夠有機會讓我們直面覺察自己腦子裡的視框，是否就能夠在當下的迷霧中看到一些裂縫，從而找到生活裡實踐與賦能的空間呢？
不諱言的是，我是帶著這些“龐大的”提問，投身入這次工作坊過程裡的。但這些問題並不是想去問萬老師，或者期待TO給我答案，再回看時，我覺得是過程裡與自我的對話吧。
* 過程裡印象深刻的三個時刻
這次工作坊裡，我仍然是以助教的角色加入，不過因為此次定位並非是種子師資的TOT，且參與者幾乎都和我沒有工作關係，反而讓我能夠更從自己的覺察，而非原來的長期工作關係經營的角度出發去參與觀察。整體而言，這次工作坊我觀察到萬老師的引導更加行雲流水了，有些變化也是自然流動出來的，而不是提前計畫或者“規則是這樣”。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三個思考如下：
1. 對遊戲的新理解：從社會計量到“隨便定義的中心點”
社會計量是我平日很喜歡用的一個開場遊戲，特別是一群參加者彼此從不熟悉到逐漸熟悉的過程，社會計量可以設計不同層次的問題，逐步深入。這次看到萬老師的設計裡有這個遊戲，我頭天晚上還大概想了幾個問題以備萬一需要。沒想到當天萬老師直接就用了一個水壺代表“隨便你想是什麼”，我當時一下子都懵了，內心在喊：“參加者會明白嗎？”
但居然大家都慢慢開始移動，接著萬老師問：“無論你想站在哪裡，都是你自己的帶著覺察的選擇。”我才明白這個遊戲居然還可以這麼玩？！回想起來，其實再簡單的遊戲都是可以啟動自我覺察的吧，這也打開了我對遊戲的重新思考。
當然這可能也與這個工作坊的性質有關，整體都貫穿了自我觀察與覺察力提升的目標。
再一個對遊戲的新理解，就是萬老師鼓勵疏野和我各自帶領的follow the leader 和“誰和我一樣”。之前我很少用Follow the leader這種分組遊戲，因為試了幾次都覺得一是需要場地夠，二是需要兼顧圍觀者如何參與。這次疏野的引導就直接把這個遊戲帶到了轉化的部分，我才看到原來對抗的關係也可以順著互動過程流動，逐漸走向轉化的預演。雖然疏野在反思日誌裡提到了她沒有很好地預備圍觀者，可以給大家一些任務感，並且多預留一些時間給替換的人思考。不過我自己覺得這個遊戲的變形已經很好了，觀眾一時之間沒有上去替換，但當大家看到有人採用了不同的方法去突破人牆的時候，就有了更多想像力的打開，每次成功穿越或嘗試失敗就都成為一次探索與學習。
再說到“誰和我一樣”。這個遊戲我通常會放在關係建立和關係深入的過渡期裡，這次的放置也很有意思。在實際引導中，我也觀察到大家更傾向於輕鬆愉快的生活話題，幾乎沒有人提到價值觀或者信念層面的議題。也因此我覺得這次過程就很難建立一種“對話”氛圍。我自己分析原因，可能是我作為引導者本身需要做一些深度議題的示範？不過現場我自己選擇了等待，這也是基於我直覺裡感受到大家能量的下降，並且感受到一些議題是參加者主動回避的。第三天還有參加者和我閒聊，說到當天每個人選擇一個話題出來站位置的時候，她覺得太挑戰的話題就沒有提出來。我覺得這個遊戲變形的部分，未來還可以繼續探索一下，才會有更好地判斷直覺長出來。
2. 規則的有為與無為：過往我們對遊戲規則的討論其實不太多，可能也是因為是TOT工作坊，反而過程中對規則是不是能講清楚，怎麼能通過規則來讓大家覺得“能玩起來且好玩”。雖然我記憶裡每次工作坊走到後面幾天，萬老師都會引導我們去質疑規則和改變規則。但這次可能也是因為協作者團隊，很早就“破壞”了規則，且參加者也都是很有想法的人們，所以從第二天上午開始，大家就已經開始對規則有了覺察。到第三天的打破與重建，規則作為一個建立-破壞-重建-共識的過程，本身就成為了一個自我覺察與互動對話的時空。這是一個規則的“有為”，即通過把規則“呈現”出來，之後提問與質疑，引導者將人們內在的視框（例如“為什麼別人會有意識地質疑規則，而我就視之為理所當然？”，或者“規則讓我看到自己身體的邊界，讓我看到哪些部分我有顧慮”等等）也浮出水面。打破規則或重建規則，雖然不一定是一個讓遊戲“更好玩”的過程，但也帶來了一種內在束縛的解放感。
規則也可以是“無為”的。包括我工作坊即時對萬老師的回饋，認為萬老師現在對工作坊和遊戲的設計已經越來越“直覺”“順流而下”了，其實也是一種對規則的“無為”而為。我在自己平常的引導中，有的時候也會發現自己不太能把握如何在規則的強調與打破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我肯定地知道自己並不想成為一個強調和執著規則的引導者，我很期待能夠和參加者們共創出一個打破與重建框架的過程，不過經常發現自己要麼過於“不控制”，要麼就是過於焦慮在參加者太有“破壞性”。這兩年慢慢我也能夠放下對自己權威的執著，更多去覺察和體會參加者的團體動力走向。不過這次之後，我感覺我也可以更加“有為”地和參加者共同創造一個“質疑規則”的過程。特別是，我也會感受到自己經常在規則被參加者質疑和打破的時候，湧生出一種被挑戰感和挫敗感（我自己分析過，這些感受來源倒不是被挑戰了權威，而是覺得日常中的權威者又在使用自己的特權，會讓我情緒波動，有的時候會刻意利用當下自己引導者的權威去壓制）。所以規則在打破與重建的過程，實在可以變成為很有趣的學習過程。
尚有一個難點是，我對於遊戲變形的部分還是有很多拿不准的地方，有的時候不太確定自己對於規則的講述是否是完整的，以及這樣的疑惑背後也是對規則到底哪些更為原則，哪些是可變的，這個有什麼心得可學習呢？
3. 對劇場及其變形的思考：
這次有個很大的收穫也是關於劇場的變形。過去參加萬老師的工作坊，給我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就是對劇場的不同形式要更加慎重使用，不必要為了“有一個”而去推動劇場的發生。我覺得這樣的慎重是必要的，比如在疏野對“欲望彩虹”和論壇劇場反復表達期待的時候，我可以很理解萬老師的想法。不過可能我也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就是覺得劇場需要非常正式地開始，比如論壇劇場和形象劇場一定是走到了很成熟的階段才能夠進行。但此次整個過程中，我觀察到類似劇場的形式其實很多，很多遊戲的對話部分當然是其中之一，還有follow the leader、誰和我一樣以及雕塑遊戲的變形，都可以成為“劇場”。讓我暫且稱呼他們為“小劇場”吧。其實每一場對話都可以成為一個劇場的預演，而劇場本身就是一個預演的原型。
這個啟發對我的意義，在於這樣的理解也“解放”了我自己的手腳。我應該還是會慎重對待劇場的使用，但我可以更加靈活地推進遊戲中的對話，更具有想像地設計不同的“小劇場”。（當然，可能還需要再重溫一下波瓦對劇場的要素是如何定義的，哈哈）
* 對自己的整體覺察
多年之後做萬老師的助教，我其實還是會比較緊張，一方面是拿不准自己的位置什麼時候是協作者，什麼時候是參加者，好像總是很難全然把自己投入進去。另一方面，也會讓自己更多地體會萬老師想要帶什麼，自己帶遊戲的時候也會擔心不能滿足這個環節的需要。第一天和第二天我感受到自己過於在意萬老師的評價，晚上自己回顧後覺得還是需要回到自己的錨點，雖然以萬老師的風格和思路為主，但當我自己帶領的時候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來就好。這樣調整後，我更能夠跳出來看到整個場的能量變化，也自如多了。
這個過程其實也是我自己這麼久以來與人合作協作的常見過程。因為我本身自己協作的時候，是很主導型的協作者，所以我在協助別人的時候，就會很希望更尊重帶領者本來的風格與思路。這一點可能十多年來都變化不大。但這幾年因為和很多人搭配的過程，也讓我看到自己如果沒有一個錨點中位的時候，對方也會不太把握如何與我合作。所以這次我對自己整體覺察裡，還是覺得雖然沒有特別主動地引導，但比多年之前的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游離，確實有了很大的進步吧。我這幾年一直在思考與描述自己作為引導者的風格，也包括我期待在參與空間的構建過程中，我會有怎樣的位置選擇，感覺每次合作也是一個互動中尋找自己邊界與位置的機會，十分有趣。
不過我也仍然會有一些思考，TO的場域裡，怎樣才是一種理想的合作帶領的過程呢？因為相比起其他有輸入知識或者以用腦討論為主的工作坊，TO並沒有太多討論對話需要不同角度的追問，基本上提問者的提問也是幾個固定角度，不需要太嚴格的流程推進，其餘都是一種直覺式經驗式的追問。如果是我自己的引導，我會花很長時間來讓參加者之間互相提問，似乎也不需要專門助教的角色來提供新的視角。所以助教或者共同帶領者的角色到底可以在哪些部分發力，這也是我一直比較困惑的點。
但寫到這裡的時候也看了下海米兒發到群裡的實踐報告，我也在想是不是這也是我自己要去思考的權威者關係的課題。可能對我來說，主引導者本身也是一個權威的位置，雖然我未必會認為這樣的權威是不可摧毀的，但也會下意識地選擇讓渡出自己的邊界來“跟隨”。而在自己做主引導者的時候，也會特別強調自己權威的邊界感。雖然這樣的邊界會讓現場更加流暢順利，但可能合作者彼此也會失去一些相互切磋的對話機會吧。
* 未來如何推進的設想？
這次小小的嘗試也讓我再次看到了TO的魅力，我也決定接下來需要更有意識地使用遊戲與TO來開展行動者的支援工作。預約了萬老師明年至少一場工作坊吧，不一定是種子師資（因為感覺種子陪伴的過程其實非常難且隨緣），至少是一場體驗，我覺得就能讓喜歡用腦的社工等行動者們有更多身體解放與自我覺察。在這個人們慣於彼此異化和自我異化的時代，我相信人們只要體會過一次身體的思考過程，就能夠開啟哪怕一條裂縫，打開一點想像，就已經是希望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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