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區營造近年成為對岸政府和知識份子熱衷討論與推動的概念和手段。
但，說到底社區營造的核心概念是什麼？
基於劇場是台灣官方策略性擾動庶民文化的工具之一。
讓我們透過他者眼睛思考彼方與此地，探索社區營造的未來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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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慧鵬，轉載自：人民事物主權 2015/7/23
【破土編者按】社區營造是從社區生活出發，集合各種社會力量與資源，通過社區中人的動員和行動，社區完成自組織、自治理和自發展的過程。社區營造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過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態度。
「人民事物主權」公眾號昨天刊登了(中國)張慧鵬《面對階級分化，「社區營造」還能走多遠？》的文章，破土在此轉載歡迎大家討論。
最近這些年，社區營造的概念在大陸迅速升溫，特別是在經濟比較發達、人們思想觀念比較開放的沿海地區，社區營造這一新生事物備受推崇，政府和學術界的一些人都熱衷於談論社區營造的理念和理論，推動社區營造的實踐。
所謂社區營造，就是指居住在同一社區的居民，通過廣泛參與的集體行動，共同解決社區面臨的問題，改善社區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創造共同的福祉，在這個過程中，社區中人與人的關係也會變得更加親密友善，社區更有凝聚力。總之，這是一種以居民為主體的自下而上的社區改良運動。
社區營造之所以在大陸能夠迅速火起來，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新世紀以來，中國改革過程中積累的各種矛盾開始集中爆發，社會進入矛盾凸顯期，為了應對這些矛盾和風險，共產黨和政府先後啟動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社會工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努力縮小「三大差距」（工農、城鄉、貧富），促進社會和諧。這種初衷是好的，然而，在現有的科層體制下，各級政府只是對上負責，把社會建設作為一項行政任務，為了應付上級考核，為了做出政績，每個部門都忙得團團轉，熱衷於短平快的項目運作，集中資源打造樣板，追求媒體宣傳效果，絕大多數項目都淪為形式主義、形象工程，花錢很多，效果很差，老百姓受益很少，一些官員和商人卻從中漁利，被老百姓批評為勞民傷財、瞎折騰。其實，政府也認識到這個問題，沒有居民廣泛參與的社會建設，既沒有效率，也不具有可持續性。政府希望通過社區營造這種方式，讓老百姓自己動起來，使自下而上的力量與自上而下的力量結合起來，最終實現村民的自治。
２、台灣地區社區營造成功經驗的典型示範效應。
這些年，大陸赴台灣旅遊的人數越來越多，去過台灣的人或許並不羨慕台灣的工業和城市，卻無不被台灣的農村和農業所折服。過去三十多年，大陸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經歷了大躍進，城市越來越光鮮亮麗，農村卻越來越衰敗，資源流失，環境破壞，人際關係淡漠，農村已經成為被遺忘的角落，新都市人無法觸摸的鄉愁。相比之下，台灣地區在實現高度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同時，農村社區也充滿生機和活力，鄉土文化得到很好的保護和傳承。例如桃米社區的青蛙王國，打動了無數人。台灣社區營造的成功經驗在大陸知識界廣泛傳播，對大陸學者、官員具有強烈的示範效應。
３、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熱情推動。
熱衷於社區營造的大陸知識分子，大體分為兩種。一種是具有小資情調的知識分子，他們不滿足於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厭倦了枯燥乏味、人情冷漠的城市生活，渴望返璞歸真，回到半耕半讀、天人合一的田園生活，鄉村成為夢想中的桃花源。這些人推動的社區營造，其實是在別人的地盤上營造自己的社區，並不能算得上真正意義上的社區營造。另一種是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以鄉建學派為代表，他們憂國憂民，又具有鄉土情懷，認為當今中國社會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現代化帶來的鄉村凋敝，走出危機的出路是重建鄉村社會的主體性。他們繼承梁漱溟、晏陽初等民國鄉建學者的道路，身體力行地推動新時期的鄉村建設，希望農民能夠早日覺醒，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自己的家園。
活躍的精英與沈默的大多數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人人參與、當家做主」，社區營造倡導的這些理念看起來很美，在實踐中能夠真正落實嗎？ 2013年至今，珠三角某地方政府與高校合作，學習台灣經驗，在F社區啟動了一場本土社區營造的試驗。作為高校研究人員，我有幸深度參與了這一場社會實驗，對這個問題有了一些切身體會。
F村地處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歷史上一直有經商的傳統，改革開放以來，村里有些家庭通過經商、開辦工廠、承包魚塘等方式積累了財富。這部分人雖然人數不多，但能量很大，村里隨處可見的豪車、洋房，展示著這部分人的經濟實力。
市場經濟的競爭和分化機制意味著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成功。除了少數的精英，F村絕大多數村民的日子過得併不輕鬆。 F村不是大規模的工業區，村里外來人口不多，村民沒有出租房屋的收入。村集體經濟收入主要來源於廠房出租和魚塘發包，村民每人每年從集體經濟獲得的分紅，多的千餘元，低的只有幾百元，屬於聊勝於無的狀況。村里年輕人，和內地年輕人一樣，以進廠打工為生。這些年，村里年輕人陸陸續續搬去城鎮居住，留守在村里的多是一些中老年人。村子周邊的工廠更喜歡使用年輕勞動力，這些四五十歲以上的村民守著工廠，卻無法進去工作。他們既無能力承包魚塘，也沒有經商的資本和頭腦，被排斥在主流勞動力市場以外，雖然有強烈的就業意願，卻沒有就業機會，只能從事環衛、服務員、商販等低端服務業。
F社區的階層分化，具有強烈的階級色彩，村民的分化不僅體現在財富的擁有上，還體現在生產關係上。村里一部分人開工廠，僱傭另一部分村民當工人；村里一部分人承包了遊船業務，僱傭另一部分人幫忙划船；村里一部分人開餐館，僱傭另一部分人做廚師和服務員；村里一部分人承包了魚塘，僱傭另一部分人幫忙打理。在這個熟人社區，人與人之間存在血緣、血親緣、業緣、地緣等多重關係，這些社會關係給階級關係披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傳統道德倫理對雇主的行為具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使之礙於情面，不能採用過於粗暴的管理方式，但是，主僱雙方都清楚各自身份，老闆終歸是老闆，打工的終歸是打工的，在誰說了算的問題上，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在這樣一個階級分化的社區，雖然在政治和法律地位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是社區的主人，但是，不同階層/階級的社區成員，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能力和程度在實質上是不同的。
先富起來的精英階層走南闖北，見多識廣，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豐富的見識讓他們在公共場合很有底氣。他們是新時代的鄉紳階層，活躍在社區公共舞台。政府非常注重依靠這部分精英人物，不僅是因為他們在社區有影響力，也因為他們為人精明，頭腦靈活，能很快地理解政府的意圖。通過與這一部分人合作，政府的一些行政意圖可以更有效率地實現。而這些精英階層也依靠行政力量來爭取和維護自身的利益。
相比之下，底層群眾成為沈默的大多數。底層沉默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對公共事務了解不夠。珠三角的基層政府一直在推動村務公開規範化，村里各種重大信息都能做到按月公佈，但村里的中老年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很難理解那一堆的數字表格，還有各種會計報表、專業術語。二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不足。政府推動社區公共治理走向規範化、專業化、現代化，這也意味著參與社區公共事務討論的門檻提高了，作為最基本的要求，參與者必須能夠用一套與時俱進的、規範化的語言，簡明、準確、理性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底層群眾顯然並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三是底層群眾的意見不被重視。這是最根本的原因。社區雖小，也是一個利益爭奪的場域，精英階層掌握話語權，能夠調動更多資源，影響公共決策，貫徹自己的意圖，而底層群眾雖然人數眾多，卻沒有組織，處在弱勢地位。底層村民並不是沒有意見，只是說話沒有分量，說了也沒用，自然也就什麼都不說了。
F社區的社區營造，組織動員了一些底層群眾，做了一些小型的社區改良項目，並沒有形成廣泛的底層動員。
社區營造，能走多遠？
當前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部分政府官員，之所以熱衷於推動社區營造，都是不滿於現有的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又不認同徹底顛覆資本主義的革命性方案，因此選擇第三條道路，想在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現代化」）背景下挽救日益衰落的鄉村，重建守望相助的社區共同體。然而，當前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不斷加劇社區成員的分化，高度分化的社會成員，還能形成一個共同體嗎？在這種背景下，社區營造究竟能夠走多遠？
從F社區的案例可以看出，不同社會階層/階級的社會成員，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基本沒有可能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窮人與富人，當老闆的與打工的，彼此的身份邊界已經非常清晰，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文化品味都有很大的差異，在很多事情上已經沒有共同語言了，文化共同體也產生裂痕。最終，富人陸陸續續搬出傳統社區，在地理空間上與窮人區隔開來。
在一個階級/階層分化的社區，社區成員名義上是平等的，人人享有有當家做主的政治權利，但由於經濟地位不平等，政治平等和民主參與只能是一句空話。在現有的政治經濟體制下，底層的利益訴求被壓制，底層無法發聲。如果不去挑戰現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權力結構，不讓底層徹底翻身，重塑底層的主體性，就不可能真正把底層民眾動員起來。而要徹底改變既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權力結構，鬥爭和衝突不可避免。正如台灣學者夏鑄九教授所說的，社區營造的本質是社區培力和維權。事實上，台灣地區社區營造的一些成功案例，恰恰是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一起，與資本和權力進行抗爭，在此過程中形成的底層的團結，而後才有一系列的家鄉再造項目。例如台灣著名的美濃社區，其社區營造恰恰發源於本地居民團結起來反對政府建設水庫的社會運動。
遺憾的是，中國國內學習台灣社區營造，抽離了其社會運動的內核，刻意迴避階級問題，不去試圖改變政治經濟體制和權力結構，而是採取文化建構的路徑，試圖通過一些文化娛樂活動消弭社區成員之間的隔閡。這種取巧的做法，也是掩耳盜鈴的做法，注定不能帶來根本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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