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君琦 【用劇場改變世界】種子行動者
拖了很久才書寫種子實習工作坊的經驗，一方面或許有記憶不清之處，但另一方面卻是，能夠記得的或許才是當時最深刻的體會。
曾經修習過電影製作的課程，也參與過舞台劇的演出，過去的經驗讓我認為自己無法勝任成為一個導演，一方面是因為我對自己給出的想法沒有把握，同時我也不擅長、不喜歡讓他人依循我的指示，但相反地，我很樂意把自己交給導演，以身為演員的角度與理解的方式盡可能達到導演的要求。
不過以這次受壓迫者劇場種子的實習經驗來看，過去我以為的被動性的傾向恐怕並非如自己所理解的乃出於對於控制他人的迴避，而是因為在過去的經驗之中我自知沒有身為主導所需、在抽象及實際層次上的知識和能力，同時也加上對於承擔失控的可能以及隨之而來失敗風險的害怕，畢竟身為引導者必須負起最大責任。
之所以會有如此的體察是因為我觀察到在種子教師實習的過程中，擔任工作坊joker（引導者）的我對於學員們未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感到微慍及些許不耐，求好心切以及害怕失控的兩種心理狀態同時發酵。
顯然不同於過去的經驗，這次我因為有了相對於學員更多的知識、我在階序上的位置（除了是joker也是她們口中的「老師」）也很清楚，因此主導的意志很快浮現出來。
在受壓迫者劇場很重視「給予選擇」，誰要發言、誰要主帶，都是一種從心理或身體感知所出發的自發性的選擇；在操作上引導者則需要等待。
然而我因為對留白時段的焦慮，經常會將眼神丟向我較為熟悉、或者是注意力容易不集中的姊妹。前者替我解套，後者則似乎延續了我平日上課的習慣。但，這是不是也是一種隱性的「懲罰」--姊妹們自我選擇被動參與，但卻因為我基於過程中她脫離了我的控制，而被我強迫主動參與。
身為被壓迫者劇場 joker 的我並非只是壓迫者，我同時也受到自己個性與慣性的壓迫。因為我無法脫離自己對自己的壓迫，遂將這層壓迫轉嫁到了其他的參與者。
不過，除了從個人潛意識的自我狀態如何牽動現場的進行之外，我也在思考新移民姊妹做為學員的脈絡，是否強化了我當下暗示的動機。
新移民姊妹來到台灣後，往往會因為周遭環境（尤其是語言與身份）很快地進入沈默配合者的位置，久而久之，原有自主發聲的能力或習慣也漸漸失去。這層認知在實習過程中很快地進入了我對於現場出現留白時刻的判斷，也因此我的引導暗示，在意識層次上乃出於要以更積極的方式讓姊妹們介入、參與，以破除她們的習慣性沈默。
我同時也觀察到，不同於我自己種子培訓時的狀況。在兩次實習過程中，團體動力很容易變成「輪流」，也就是前一個人做完，排在左或右的下一個人便要接著做，感受不到她自己選擇做或不做的過程。結果可能是，我希望透過更有引導性的施為所進行的「發聲練習」，其效果因為「輪流」的規律性而大打折扣。
選擇是困難的，學會選擇因此必然不易。
我有多大的自覺可以讓自己知道自己有選擇，
又有多大的耐心和包容力讓他人可以選擇？我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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