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與戰士的相遇

本文由破土http://potu.ml/wordpress/轉載自中國人文學術月刊《讀書》

一篇關於被壓迫者劇場創發者Augusto  Boal 

如何從劇場藝術工作者轉身成為社會改革戰士的故事。

文 / 趙志勇     北京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副教授

一九五五年七月，年輕的戲劇藝術家Augusto Boal離開紐約，回到祖國巴西。兩年前，他只是一個愛好戲劇的文藝青年，只身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化工系深造。兩年後，他接受了系統的劇場訓練，滿懷雄心來到聖保羅市的阿瑞那劇院，開始戲劇生涯。

五十年代的世界，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全球風起雲湧。而就在拉丁美洲，古巴革命的成功讓拉丁美洲人民看到在一個曾被世人稱為「美國人的妓院」的國家中，革命的人民如何為自己的祖國重新贏得了尊嚴。左翼思想深入人心、「切·格瓦拉綜合症」在年輕人當中迅速傳播。當然，這是一種有益個人和社會健康的「精神傳染病」。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Augusto Boal的戲劇創作開始步入正軌。在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拉丁美洲之戰》中，他號召人民起來革命。用他自己的話說，因為巴西不能繼續再當美國人的殖民地，巴西絕不是另一個美帝的妓院，絕不是香蕉共和國！

弔詭的地方在於：這樣一部號召人民革命的作品，卻僅僅是在聖保羅的阿瑞那小劇院裏，面對一幫資產階級觀眾，完成了它的「革命」使命。風雲激蕩的現實讓年輕戲劇家的關懷越來越集中於政治的現場而非美學的幻境，一個急迫的問題開始浮現在 Boal的腦海中：我們的戲劇究竟應該是演給誰看的？大城市的觀眾自然多半都是中產階級，而工人農民只是我們的角色卻並非我們的觀眾。我們自認為從事戲劇工作的出發點是為了人民，但我們的劇團居然不是為了人民而演出！把無產階級的形象搬上舞臺，將之當成一盤點心端上中產階級娛樂消遣的宴席，這麽做究竟有何意義呢？

正是為了擺脫這樣的困境，一九五九年，Augusto Boal做出一個大膽決定：暫時關閉聲望正隆的阿瑞那小劇場，帶領劇團全體成員開始周遊巴西全境。這是一場切 ·格瓦拉式的旅程。年輕的戲劇藝術家們期望與他們心中的人民相遇，把革命的種子種進人民的土壤。這漫遊的旅程持續了兩年多。一路上劇團在各地的鄉村和城鎮搭草臺班子，在亞馬孫雨林涉險趕路。終於在一九六一年，來到了巴西最貧困最落後的東北部地區。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巴西東北部，是這個國家最悲慘、最黑暗，也最真實的縮影之一。不到 5%的人口占據了 80%以上的土地。大土地所有者用鐵絲網將土地圈起來，等待跨國資本的投資開發牟利，哪怕任其荒蕪也不允許農民去耕種謀生；失去土地的農民，除了少數人有機會從事季節性零工之外，完全沒有收入來源。這裏一般民眾的預期壽命不超過三十五歲，而大地主們即使活到八十多歲，仍然可以精力旺盛地為非作歹。這些人霸占了無邊無際的土地，他們擁有自己的武裝，自稱為「上校」。他們與政府中的軍隊勢力盤根錯節，用武力維持著血腥的統治。

在這裏，Boal和他的朋友們見證了在地主領地上偷獵糊口的年輕人在村口被私刑處死；也結識了一位正直而激進的解放神學追隨者巴塔拉神父。神父在他那簡陋寒酸的鄉村教堂裏做彌撒時，面對一無所有的人們大聲疾呼：「有人說我是個紅色神父，這話不對，我的靈魂就和我的法衣一樣潔白。但總有一天，這法衣會被那些法西斯地主的鮮血給染得鮮紅！」

這些經歷對於一位一直生活在里約、紐約和聖保羅的年輕藝術家來說，無疑是極度震撼的。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讓Augusto Boal一生都難以忘懷的事情。

在逗留東北部的日子裏，劇團成員為當地無地農民協會的成員創作了一出戲。劇中展示的正是當地人民遭受剝削壓迫的痛苦。演出的結尾，演員們在臺上舉起雙手，緊握拳頭，慷慨激昂地高呼革命口號：「土地屬於人民，我們不惜流血，堅決奪回被地主霸占的土地！」

戲演完了，圍觀的人群漸漸散去。只剩下一個身材高大的農民還站在舞臺前，眼裏滿是激動的熱淚。正在收拾的演員們注意到這個農夫，向他友好地微笑致意。於是農夫走上來，開始語無倫次地表達他的感受。他說他真的沒有想到，一群來自聖保羅的藝術家居然能如此理解他們的處境和思想。演員們在臺上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他的心聲。

這毫無疑問是藝術家所能獲得的最高褒獎了。然而，接下來發生的對話，遠遠超出了藝術家們的預料。農夫告訴 Boal和他的同伴，自己是一名遊擊隊員。這裏的人們普遍受著慘重的剝削，壓迫只有通過鬥爭才能被推翻。他邀請 Boal和他的劇團同志們帶上槍，跟他一起參加遊擊隊，去跟「上校們」戰鬥。

這邀請讓 Boal吃了一驚，他解釋說：你誤會我們了，我們的槍只是演出用的道具而已，根本不能用來戰鬥。

這有什麽關係呢，你們有熱誠的心，這就已經足夠了，我們有的是槍。跟我走吧，遊擊隊可以給妳們配發武器！—在這位戰士看來， Boal的顧慮根本就不是問題。

這下輪到藝術家們為難了。 Boal和他的演員們面面相覷片刻之後，最終羞愧地拒絕了這個邀請。他對這位戰士說：抱歉，我們只是一群藝術家，我們剛才只是在臺上扮演了戰鬥者，但我們自己並不是真正的失地農民，我們也不懂得如何去戰鬥。

遊擊隊員思考了片刻，輕聲地說：我明白了。盡管妳們在舞臺上號召鬥爭，但妳們只是想要讓別人去鬥爭，而妳們自己並不打算參加鬥爭。那麽，再見吧。說完之後，遊擊隊員轉身離去。留下一群年輕的藝術家，望著他的身影陷入了集體的沈默。

這個遊擊隊員叫維爾吉里奧。望著維爾吉里奧遠去的身影，年輕的Augusto Boal必定是百感交集。若干年後， Boal在他的書中是這樣說起他當時的反思的：在那個時刻，維爾吉里奧，一個真正的戰士，遇到了我們這群來自大都市的藝術家。這些藝術家在臺上真誠地呼喊著：要為了鬥爭獻出鮮血。可事實上，我們作為藝術家所要獻出的，並不是自己的鮮血，而是維爾吉里奧們的鮮血！作為藝術家，我們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後，遲早會回到舒適的家中。到了那個時候，巴西東北部無地農民們的鬥爭和我們還有什麽關係呢？

就在藝術家們拒絕了戰士維爾吉里奧的時候，他們雙方應該是立刻就明白了，彼此之間隔著多麽深的一條鴻溝。維爾吉里奧轉身離去了，我們不知道在此後的戰鬥生活中，他是否會有片刻回想起這些曾短暫相遇、帶給他感動也辜負了他期望的年輕藝術家。作為一個普通的遊擊戰士，千千萬萬為失去的土地而鬥爭的農夫之一，他個人此後的故事已演滅無聞。

但從Augusto Boal的角度來說，或許維爾吉里奧從未曾真正離去。維爾吉里奧的故事之後出現在 Boal所寫的每一本書中，當年那個轉身而去的背影時時浮現在藝術家的腦海，逼迫著他不斷拷問自己的藝術追求究竟有何意義與價值。

 Boal曾經這樣說：和維爾吉里奧的相遇，讓我開始反思政治戲劇中所傳遞的那些革命思想的虛假性。因為，當我們藝術家在宣傳要為了某種革命理想而獻身的時候，如果我們自己並沒有打算去獻身的話，我們又有什麽權利忽悠別人去獻身呢？在遇到維爾吉里奧之前，我們一直是在聖保羅的小劇場裏，面對著一幫中產小資觀眾來宣傳革命的。在那樣的情境裏，不論對於演員還是對於觀眾，革命都是抽象的。現在，我們終於遇到了維爾吉里奧，他不就是我們一直在尋找的人民麽？一個生活在巴西東北部，為了失去的土地而鬥爭的農民。

當我們終於找到了人民的時候，人民萬歲！！

我們該怎樣和這個真正的人民交談？

我們又怎能去教給他那些他早就已經比我們更加懂得的道理呢？

Augusto Boal回想起自己之前的一次戲劇經驗：曾經有一個美國的激進戲劇團體在歐洲表演一出鼓吹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戲劇作品。劇團成員每天在舞臺上當眾撕碎自己的美國護照，並且號召觀眾們做同樣的事情。但顯而易見的是，美國領事館不可能每天都給劇組成員發放新的護照。演員們在舞臺上撕假護照，卻鼓動臺下的觀眾回家去撕自己的真護照。 Boal說：我曾經那麽贊賞他們的演出。在遇到維爾吉里奧之後，我才感覺到，他們那麽做真的很不道德！

維爾吉里奧的出現，讓藝術家經歷了一次與現實之間的殘酷碰撞。但需要澄清的是，這次碰撞帶來的創傷體驗，以及由此產生的道德反思，並未讓藝術家就此否定戲劇在現實政治鬥爭中應有的作用，重新回歸到資產階級的安樂窩裏去風花雪月。事實上，很多藝術家都曾在六十年代迸發過年輕人的革命激情。而這些人當中的絕大多數也都在後來的歲月裏更弦易轍，走上了年輕時自己所拒絕和否定的道路。在Augusto Boal看來，這無疑是更大的不道德，因為它意味著背叛和變節。

與戰士維爾吉里奧的相遇，是年輕的左派藝術家Augusto Boal生命中的一次創傷體驗。事後反思這段經歷時， Boal想到的是切 ·格瓦拉的一句教導：「與人民團結在一起，這意味要和他們一起承擔同樣的風險。」 Boal老老實實地說：一九六一年的我，是一個高唱著革命聖歌，卻根本沒有準備好要去承擔風險的人。

對於年輕時代的理想，Boal從未改變過態度。他說：我們當然有權利，也有義務去進行革命的宣傳鼓動，但前提是我們自己要站在鬥爭的最前線，去和真正的革命者承擔同樣的風險。這些話讓人感慨。的確，追隨理想很容易，但保持對理想的忠誠卻很困難。六十年代世界各地反資本主義激進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們，有太多人在世事轉變後痛感「今是而昨非 」，一番洗心革面重新投入了資本主義的懷抱。倒是Augusto Boal，在目送戰士維爾吉里奧離去之後，把革命的路一直走到了底。絲毫未曾顧忌革命者在風雲變幻的世界裏處境是如何艱難。

與維爾吉里奧分別後的 Boal，帶著自己的戲劇藝術徹底走出了布爾喬亞的溫存小世界。在此後的生命中，他和他的藝術一起輾轉於窮街陋巷，與各種被欺淩、被侮辱的人一起思考如何能夠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公平。他的「被壓迫者戲劇」的理論和實踐，讓戲劇成為被壓迫的人民認識世界、變革世界的有力武器。時至今日，世界各地最卑微、最無助的人們，不論是非洲撒哈拉以南被艾滋病的肆虐威脅著生命的窮人，還是印度鄉村裏被當成牲畜一般買賣的少女，都在他的教導中汲取著勇氣和力量。主流的中產階級世界也不得不面對他的影響。Augusto Boal這個名字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貝爾托特 ·布萊希特一樣，成為二十世紀戲劇史上最為重要的名字。

當年那個目送遊擊隊戰士轉身離去的年輕藝術家，自己最終成為一名戰士。關於這個戰士的故事，在二十世紀的戲劇史上被濃墨重彩地書寫。那段偶然的相遇，終於有了一個完滿的結局。

本文由破土轉載自《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