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歲前，我對我的未來職業的選擇有各種想像，可能會是編輯，或許是律師，但更多的時候是迷茫的，難以設想自己的未來…相信很多女性和我一樣，從未認真審視過自己的人生。上學，結婚、生子…，在日常細碎的生活中過完一生。可是我知道，這並不是我們的錯。
認識萬老師 ，看見劇場
2004年底，伴隨著國內青年教育和自然教育的興起發展，戲劇作為一種具有充分參與和體驗的教育手法被不少公益團體所青睞，而我當時服務的機構正在開展青年人發展工作，戲劇就成為最重要的工具，我也開始更多實踐戲劇的機會，和青年人互動。
我第一次結識萬老師（以下簡稱C) ，是2006年她受天下溪梁曉燕的邀請協作大學生夏令營，我以助教名義協助劇場工作坊。那時，我第一次見識被壓迫者劇場。說實話，並沒有太多的覺察，只覺得是一些簡單的劇場儀式和結構，而這些在我過去的經驗中，都曾經被反復的使用。
而與此同時，我也因工作緣由，不斷獲得各種國外教育戲劇大師工作坊培訓機會，探索並學習了各類戲劇形式，教育劇場、嚴肅喜劇、面具劇場、一人一故事等等。這些劇場學習，也讓國內青年協作者有了不斷探索的空間，他們在不同地方實踐這些劇場經驗，發展出不少本土的劇場基礎，服務到各類團體。
但是，我也開始意識到劇場手法只是我們的工具，它應該為內容服務，而絕非讓協作者淪為教育工具的奴隸。而我便如孤獨的行者，找不到方向，直覺中我深信自己的看法，可是我很難有能力去闡述清楚和說服他人。
2007年，應是我人生中特別重要的一年，那時，我已經在原來的機構服務了三年，青年人教育的工作我也有在不斷探索，但是深感已經進入了一個巨大的瓶頸難以突破。戲劇體驗方式確實會讓青年人參與反思，但是青年人的行動總是難以看見;我深感無望。
這時我的個人生活也出現了巨大的危機，陷入困境。我畢業後就和我的丈夫辦了儀式婚禮，可是我並沒有想清楚為什麼要和他結婚，家庭的壓力要求我不能婚前同居，結婚是對所有人都好的決定。我沒有任何反抗，雖覺得不適，可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選擇。
為了保持我內在的反抗，我一直拒絕去領結婚證，我不知道在這微弱的抗爭中是否為了保存一些力量，但是生活和周遭的處境讓我深感在無形的壓迫中無處逃遁。
我以為儀式婚姻可以讓我的處境會好轉一些，然而作為一個女性在社會中的責任還沒有完成，接下來等待我的就是——懷孕生子。不知道我有多怕，我和很多人一樣，在成長的經歷中沒有人教導你去學習怎麼生活，甚至處理親密關係，以及如何準備好養育一個生命，而城市化也讓青年人流動遷移得早已失去了原有社區的支持，幾乎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個人去處理。
那時，我才工作三年，我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充滿了好奇和期待，我是一個被學校／家庭規訓成一個乖乖女，而社團和NGO的工作對我來說是改變我生命的關鍵，我開始不滿足於自己的生活狀態，希望尋找自我解救的道路，但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沒有人來告訴我。
當我猶豫地把準備懷孕生子的想法告訴機構負責人，她說：如果你要生產一定沒有精力來處理好這個項目，那就交給另外一個同事來設計。而我需轉為兼職工作者。雖然我覺得不舒服，可是還是接受了；我當時並不清楚，我正遭遇不公平的待遇。
當我確認懷孕時，我努力把全職的工作儘量完成,然後可以開始休假。然而在一次工作返回辦公室的路上，我發現自己出血，於是跑到醫院，B超檢查結果是：胎兒停育。做了流產手術在家休息了一周，我開始重新思考我要過怎樣的人生。
再見C ，不忘初心
2007年夏天，孩子沒了，全職工作停止了，在一位朋友的協助下，我申請去香港參加為期兩周的“第六屆國際戲劇/劇場與教育聯盟(IDEA)大會”。那個階段應該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時候，因為不清楚自己要去向哪裡？我每天參加各種論壇研討活動，或者去參加劇場工作坊，見識到好多劇場大師的協作。
除此之外，就是去看不同的劇場演出。其中一齣劇的片段到現在都還記憶猶新。智利默劇演出一個家庭遭遇外族入侵，年輕母親抬起已被摔死的孩子身體的瞬間，我覺得自己快要碎掉了。那個孩子其實只是個布娃娃，母親扶著他的後頸，晃動他的身體，那個失去了生命體征的脖頸總是難以支持，不斷被扶起，又掉下，那個無聲的畫面我至今難以忘記。而她望向觀眾的眼神，似乎在說這一切的苦難不只是她的，是所有人的。
我開始理解女性身體和記憶裡隱藏的創傷，在宏大的敘事中沒有她們的身影，而是被遮蔽，隱藏和淹沒，很少有機會得以呈現。在大會上二次遇到C 和她先生郭老師，第一次那麼深入的聆聽關於被壓迫者劇場的哲學理論，聽他們的關係和成長脈絡。回照自己的經驗，看到女性的束縛和困頓是在怎樣的結構性社會系統中，難以解放。我也才發現，劇場是為了讓人們可以有一個集體練習和發現自己潛能的空間，不斷練習透過身體的舒展和解放去探索個人內心的解放；甚至產生行動。
打破框框，重建生命
對於多數婦女來說，要探索怎麼賦權，更重要的意義不在於告訴她，妳有多少能量，而是真正去審視婦女在權力結構中的處境。在幾十年的生命成長脈絡裡，因著文化、宗教、經濟、社會環境等等，讓我們發展變成現在的“我們”。能看清自己已屬不易，更何況要找到那些失去的能力，必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IDEA世界大會後，我回到北京，著手籌劃發展劇場工作，也練習在不同邊緣婦女團體裡面實踐這些經驗，開發社區應用劇場（被壓迫者劇場）的工作。
在“打破”和“重建”中，我一方面在劇場和不同婦女實踐，亦在生活中不斷練習。2009年我有了孩子，在生活、孩子、工作不同層面的切換中，我幾度覺得自己不能支撐，要被這一切徹底消耗，拖垮。我拼命地生活，然而困難就像一座座大山一樣，壓得我難以呼吸。在巨大的壓力下，我知道那些處在社會更邊緣、更底層的女性們的困境比我更艱難和不易。
我開始更敏感地意識到女性處境的艱難。我在試圖尋找一種自救的方式中，讓更多女性一起來探索、應對這些困境的途徑。2011年，我和我的朋友創立了一元公社，為邊緣婦女而設立，也為更多年輕人和婦女提供自我解放的空間。
我在經營一元公社的三年期間，亦是我人生成長經歷中最重要的階段，在個人照顧、家庭關係、工作發展三個方面都要付出巨大心力，而我深知我沒有這樣的能力拉起這麼重的關係。我被纏繞在其中，不得動彈。
劉瑜說，女性主義者實際上不斷對抗的是傳統中的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抗爭是對女性自我解放的巨大挑戰。很多時候是很難平衡的。若在平衡間，必有捨棄，在當下社會下，既有的社會資源遠不能支持女性的發展，因此女性在自我成長的層面上要比男性付出的更多，要克服更大的困難。而女人成長為具備女性主義視角，她已經自覺的把這種敏感整合到她的生命和生活裡。
但是大多數人沒有覺察或者說不能從個體苦難或受壓迫的處境中解放出來，而劇場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空間，用遊戲和戲劇表演的方式來讓人放下手中的工作、日常瑣事，回到自己的身體，發覺內在的需求和力量，嘗試在一個設定的劇場中放歡，重播的方式來整理經驗，在體驗中學習和反思。而這種共振的經驗會被同伴分享出來，進而影響同行者。
在劇場中，我經常會和夥伴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邀請她們書寫名字的故事，我會先做身體放鬆練習，讓她們把筆尖放在紙張上，不要思考，感受身體，心意就會順著筆尖流淌出來。
當我們圍圈分享這些故事，所有的參與者把目光望向她，她開始講述，或者朗讀那些從心靈深處流瀉出的聲音，而這一刻普通人的名字從未被如此珍視，她以一種美麗、自由的方式散發出去，被分享和聆聽，而我相信一個人的轉化也在此刻慢慢發生，因為，我們從未如如此細緻感受過身體和內心的力量。
當我決定要寫一篇有關劇場的文章，我知道這是關於自我解放的文字剖析，她更向內去看清我自己，而這些年研習劇場，不應是止於參與者的改變，更是面向我的成長。而在這樣的過程中，連續三年每年都有被壓迫者劇場培訓，每次工作坊我都會和C 探討劇場之于個人的意義。萬老師 也逐漸成為我生活／人生的嚮導。多半是在我有困難時,會求助遠在臺灣的C和郭老師。他們每次都會提醒我，人的轉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每個人的身上都有個框，劇場的練習讓人覺察到那個壓迫人的框，劇場創造了一個空間，並且相信每個人都有潛能打破那個框的限制。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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