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說出口與未說出口的夢想

 

文／曾靖雯   青少年夢想戲劇工作坊 （關山、池上場）講師

 

台東的夢想

這次跟著TO中心夥伴，到台東進行「夢想的豐收」計畫。考量台東的狹長，一共在關山、池上、大武、台東、都蘭五地進行一日工作坊，以增加不同地區青少年的參與機會。工作坊對象是12~18歲在地青少年，我負責主帶其中兩場。

本來欲開放青少年自由報名，後來順應時間地點等現實條件，改以舉辦地點的學校學生為主。五場招生方式不一，有的在全校集合時公布，鼓勵同學自由報名；有的請各班推派代表參加，或由特定處室安排學生；其他還有社福機構幫自己服務的青少年團報、學校老師邀請自己班上學生來參加、家長幫孩子報名..等，當然也有自己看到活動訊息後主動報名的同學。

「我決定」與「被決定」

不管哪種課程，成員都各有參與動機，但在青少年或學童團體，特別容易出現非自願的參與者，他們大多是被大人安排來參加。

年青生命的心情喜惡容易形於色，當團體一開始，我會感受到席間有人不是很心甘情願。叫我留意的並非有人「不開心」，而是他們現身在此是因為「被決定」來參加。

在各種現實考量下，青少年在生活中的確有不少事必須聽從父母師長的安排，無法全盤為自己作決定，成人跟未成年人之間似乎很難切割某種控制或決定的主動被動關係。

我對青少年「被迫」、「沒有選擇」的在意，跟自己青春期的經驗有關。成長過程中，我常被父母規定能做或不能做某些事，有時雖然覺得煩，大多時間都還是認命接受。

但有一次讓我特別難忘：高中時，我期待參加一個渴望許久、對我很重要的同儕活動，媽媽卻突然禁止我出門赴約(因為某些我不認同的原因)。我當時憤怒不已，抗議數次無效後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奔回房間將門鎖上，悶在床上用筆用力刻下情緒，一個字一個字如火山爆發無法停止，結果短短一個下午我就寫完一本一百頁的日記，裡面充滿咒罵與怒吼、憤怒與無力。
類似這樣的經驗，讓當時年青的我覺得自己的生活好像不是由我本人掌握，而是大人，他們對我的生活及自由似乎才擁有絕對的決定權。就算我有自己的看法，卻不知如何表達，或反抗他們以自己角度對我做的安排—也有可能我內心深處根本就認為自己「不應該」反抗。種種複雜感受，都讓年青的我對自我的掌握感到模糊，對生命的不解良多。

這回在某場進行大團體分享時，我記得我問大家覺得如何，有位同學說：「老師妳覺得我們是怎樣，我們就是怎樣。」我反問：「你們每個人都不一樣，怎麼可能是我所想的單一樣子？」他回：「反正老師說什麼我們就是什麼。」這位同學雖然笑笑地說，看似戲謔，卻也反映學生認為「老師」通常代表權威、決定性角色的心聲。

因此，我習慣試著了解同學的報名意願傾向，也在意那些被安排來參加、心情不甚甘願的同學狀態。工作坊開始時，我希望自己帶著意識，迎接已經在席間存在的被壓迫心情，並覺察在「成年人v.s.青少年」的生理、社會權力不對等關係下，身為成年人的我可以如何面對正值青少年的他們的心聲。

另外，身為外來的工作坊帶領人，我沒有在真實生活中扮演那種替他們決定某些事的大人角色，我是一位(看起來)中立的成人，不會跟他們發生直接的現實關係拉扯。當我在某一天的早上，走入他們的生活場域，邀請他們在短短數小時表達心聲時—而我猜想他們的心聲很有可能跟生活裡的大人們息息相關—我應該更細緻看見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以及我跟他們的關係。

我不知道上述的想法有沒有邏輯上的問題，只是在這次工作坊結束後，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在這樣短暫的工作坊互動中，扮演的角色有點微妙，希望可以慢慢去思索。

劇場實踐與參與者的距離

工作坊某個場次中，有一位目前被安置在社福機構的年青女孩，到工作坊前一天才知道自己被點名參加，我跟她吃午餐時聊很久，她分享原生家庭的狀況，我聽見許多辛苦跟不得已的早熟。

事後我心裡有感：如果她現在不是被安置在社福機構，在原來的生活中早被打工佔滿。為了貼補家用、支撐家庭而忙碌的她，可能不太有機會留意到我們這樣的活動訊息。所以，這次有機會在劇場裡跟非自願前來的她相遇，其實是因許多現實的無奈堆疊而成。

這讓我進一步思考：與弱勢族群建立更多互動、透過劇場傳達心聲，是我的理想沒錯，而現實情況是：對方可能根本沒辦法參加(沒時間、經濟因素…等)、沒興趣參加、或缺少接觸活動訊息的管道而沒機會知道可以參加….等各種可能。作為有心透過劇場參與社會實踐的工作者，我應該檢視自己認為有意義的劇場工作，與互動目標對象中間的各種現實距離及關係，包括：

1.      推動方式：

如果只用自己熟悉的特定管道推動，恐怕無法真正打入目標族群的生活網絡，我有沒有花時間做功課，去了解對方的生活、主動搭起有效的橋樑？

2.   在地合作及定位關係：

以這回TO中心來台東的例子來說，很幸運獲得善牧基金會的大力協助，但我們身為外來團體，對台東生態的不甚熟悉仍帶來許多限制，突顯與在地資源及既有耕耘者的串聯實在是重要功課。為了建立以在地為基礎的良性了解與互信，把在地永續發展視為重要指標，有助我們拿捏身為外來者的角色與能力極限，進而學習在地合作的分工智慧，這在在需要積極接觸及持續累積，未來我必須繼續提醒自己這件事。

3.      互動語言：

即：帶領人能不能用對方的語言跟他們接近？我自己這幾年遇到很多這樣的挫敗，明明心裡很願意跟一個族群工作，但我無法流暢使用貼近對方的方式來互動溝通(如：農村的長者、聽力差異的學生….等)。有時，劇場課看起來可以一直進行下去，但實際上隔了一層膜，無法催化更深層的互動。今天當我跟青少年工作，我在意自己有沒有適時轉化語言及溝通風格，以期跟他們有機互動。比起2010年「希望的豐收」，我認為自己今年有一些進步，更留意溝通互動的融合度。

4.      劇場工作的延展及深化可能性：

我近來一直在反思，如果太常作蜻蜓點水、「有緣式」的單次工作坊接觸，劇場工作者永遠跟參與者保持一種舒適的距離，工作坊可能讓我們碰巧幸運聽見他們的心聲，但也僅僅只是此刻的「聽見」。

過去一年半，我對自己跟工作族群之間的「關係」特別有感受，可能因為自己跟兩個社區劇場團體共渡較久的時光—一個即將邁入第六年、一個即將邁入第三年。長時間的每週帶狀互動下，我開始思考「劇場」這件事對他們的意義，並練習了解他們更多立體的模樣，而我的劇場工作者角色跟對方的連結是什麼？他們怎麼看待我這個身份？我又怎麼定位這種互動關係中的自己？在長期團體中，我對劇場實踐的動機及態度，有什麼轉變嗎？

我發現，當劇場中的互動延伸至生活，累積的情感及信賴會讓劇場更成為參與者表達真實自我的場域，也以不同程度反過來拓展他們面對現實的選擇力道。有時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刻意在劇場內發展特定議題，但一直從彼此的真實生活中攪動些什麼。

當互動不只在劇場課「內」存在，也在劇場課「外」融入生活時，我跟參與者的關係開始有一種立體的存在感，我們持續了解、信賴彼此、發生衝突、修補磨合或選擇出走…等，然後將這些經驗帶回劇場，在不同時間點作進一步的分享、討論、對話，接著我們又回到現實接受各種刺激。

這樣較長期的團體互動經驗，讓我開始意識「劇場工作」若要在生活上(我認為對參與民眾及劇場工作者皆然)開始產生深化及延伸，似乎最終將與「組織工作」搭起某種連結。意即：「劇場的社會實踐」無法真的只是一項獨立的實踐工作，它勢必要涉及不同程度的「組織工作」—不見得是直接擔任第一線組織工作者，也可能是透過某些劇場外的行動運作，累積夥伴式的對話及合作關係。

「夢想的豐收」工作坊結束後，我去了一趟大陸，在那邊對短期志工的意義有一些思考，也看見真正的影響永遠從「持續耕耘」中長出，這更堅定我想要更聚焦做非短期的東西。以我目前從事的劇場工作來說，我希望自己可以減少擔任帶完課就離開的所謂「講師」角色，而是與參與者建立互信，互動品質能延展至劇場課之外的「夥伴」關係。

這次跟台東青少年只進行短短一天的互動，老實說，一天工作坊是「討喜」的，在仍然甜蜜期的時候就進入尾聲，容易讓參與者留下好印象，但實際上我們對青少年的認識不深入，很多討論停留在表面，我希望日後有機會可以更不慌不忙地認識他們。

焦慮的背後，是什麼？

1.      團體裡的「沈默」

帶新的青少年團體時—尤其是相處時間很短的團體—我總會有點擔心大團體分享的區塊，因為我認為大部份青少年在彼此還不熟的情況下，要在他人面前分享自己，可能會因為不想被注視而選擇沈默。這次帶台東青少年的一日工作坊，對大團體分享的擔憂又閃過心中，雖然只有一下下，事後我仍忍不住想：這份焦慮在說些什麼？

我從小就不是口語表達型的人，很少主動在團體中發言，但我很清楚自己雖然常在大團體中沈默，但內在一直保持聆聽跟思考，我所有的咀嚼都在自己的小宇宙運作，並同時與團體保持隱形的連繫。團體帶領人的言行態度，雖然不見得會對我的張口發言意願有絕對影響力，但確實有助我感受當下，並決定是否將自己放心融入這個團體。

上述是我作為一個在大團體中享受沈默的參與者狀態，我清楚沈默有許多意義及價值，但當我轉身變成帶領人，卻對短時間的青少年團體在討論時段可能發生的沈默，心懷小小的焦慮。直白地問：這份焦慮究竟是針對青少年，還是我自己？

我是不是對自己有所期待，期待自己能讓很多人放下矜持，在大團體侃侃而談？期待大家可以「說」些什麼？當團體沈默時，是不是就覺得自己的引導很差勁？我怕青少年尷尬、有壓力，但會不會是我怕自己尷尬、有壓力？

我了解每個人習慣的表達方式、醞釀時間不同，但當我擔任帶領人，仍理所當然想以「開口說話」與否來「掌握」參與者狀況；不太愛說話的我原來仍視「說話」為最便利、最直接的回饋指標，而忽略沈默的多重意義需要靠耐心及多元媒介來傳達，無法單看當下的外顯反應。擔任帶領人讓我在團體的角色不同，卻也讓我不知不覺對同一件事處以不同標準。 

 

儘管如此，在其中一場工作坊的下午，我經歷了一小段難忘的「放手」。

那時，經過一些暖身並專心感受每個人後，我整個人非常自在，感受到每個人各自的能量，團體也有一種放鬆並信任彼此的氛圍。我請大家各自挑選一張代表自己「夢想」的顏色，在沒有其他「轉彎」的策略下，直接將時間交給大家—也就是由任何願意分享的人主動聊聊自己所選的顏色。

我記得我先是說了一些鼓舞語，內心知道這純粹是提出邀請，分享的自主權要完全交給他們。當下我全然相信他們有話想說，也會有人願意選擇在此刻分享，無須、也不應由我一個人急著去催化些什麼。

前面沈寂了好一會，很安靜，有的同學低頭，看著自己選的顏色，也有好幾位同學直直注視我，我接收到他們此刻不排斥分享的狀態。有些人明顯想開口但欲言又止，有點遲疑害羞，於是我用眼神跟他們交流，以手勢發出邀請訊息。又經過一些等待，開始有同學說話，然後一位接一位輕輕舉起手，說出對夢想顏色的描述。其中，有一位本來跟團體保持抽離的同學，也在此刻主動分享他的想法及細節，訴說的過程中眼神都跟我們直接接觸。

最後分享結束前，我向大家分享我的看法：有沒有真的在大團體裡開口說話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感受自己挑選的顏色、自己的夢想，每個人依自己的狀態決定要不要說出來，自己明白就好。話畢，我記得那位一直沈默的女生露出了淺淺的微笑。

 
事後我回想，當我把時間跟發言權直接交給大家，由他們自行選擇是否表達，而不是交給其他活動或策略來試著避免沈默的尷尬時，這短短的等待過程對我是很享受的時光。一方面，我在那個當下真心感受到自己對每個人(包括我自己)的充份信任，以及每個人都能做自己主人的充足能量，而未分心推敲自己是否作了「足夠」的舖陳、是否能「保護」大家不會因為有自我揭露的壓力而尷尬；另一方面，當同學在分享時，我感受到整個團體的專心聆聽，有一種樸實的尊重，讓我覺得身為團體一份子相當心安。

這一段小小的分享過程，讓我經歷了一段跟自己、跟大家同在的特別能量。那一天讓我學習到，帶領團體不是急著玩花俏的活動、不是為了規避看似不順暢的狀況而想辦法繞過它，帶領團體很重要的是重視每個人的當下存在，專心、全然信任，接受各種可能的情況並勇敢創造機會，讓彼此(參與者及帶領人皆然)都有探索及表達的自主性。

 

2.      偏見的現身

記得在其中一場工作坊中，志軒請同學依自己最有興趣的語言分組，各組要教大家講3句話。當我聽到志軒請「英文組」的同學(我也是其中一員)向其他人解釋”How are you?”一句的意思時，我幾乎是毫無遲疑馬上噗嗤笑出來，等志軒問我「為什麼笑？」，瞬間我明白了自己的傲慢：理所當然認為”How are you?”是簡單不過的句子，每個人都「應該」知道這句英文。

類似上述「與偏見相遇」的情況，我在不同的場合都曾遇過，我必須承認，我蠻介意偏見的現形，通常我會感到不同程度的彆扭、尷尬。

當我是課程帶領人時，我更介意自己表現出偏見，這反映我對「帶領人」這個角色可能有一些根深柢固的期許—要超然、要中立、要海涵各種想法而不偏袒….等，因此所有偏見跟能力的侷限都「不應該」現身，或至少要努力提防它不會現身，一曝光可能就等於揭露自己「不完美」(及「不夠資格」當帶領人？？？)。不過，我不過是平凡人，愈在意維護形象就愈謹慎，用力過頭反而身心緊繃，跟自己的真實模樣產生隔閡，而無法真正誠實跟參與者互動。如果，我抗拒自己必然的不完美，卻期望參與者進入劇場打開並解放自我，豈不是虛偽的想望？

如果被壓迫者劇場嘗試提供場域，讓人們透過行動式的練習去探索現實及改變，我希望我也能朝相同的方向去練習看見自己的現實(有偏見)，提問為什麼我有這項想法、哪些脈絡形塑了現在的我，進而思考是否需要改變、如何改變、現實的限制可能有哪些。不只在劇場，我也要在平凡生活裡去實踐被壓迫教育學談的命名、覺察、反思、行動。

被壓迫者劇場對我而言不只是一種劇場體系，更是一種態度、思維、哲學、精神；做劇場實踐工作不是為了累積成果，而是累積對「人性化」價值的立體咀嚼。我希望做一位「生活型」、而非「工作坊型」的被壓迫者劇場人，不只在工作坊中倡導平等、對話、解放….的行動練習，更在生活裡紮實地「活」出來。

近距離覺察自己的偏見及侷限，雖然難免沮喪，卻也足以讓我微笑，因為又是一個啓動小小覺醒的開始。但願自己對生活保持覺察，看見內在與外在的侷限，化為提問去探索個體與結構的交互影響，朝人性化的各種探索邁進。

書寫夢想筆記本

同學們寫筆記本時，有種奇妙氛圍，大家坐在椅子上的神情很專注，整個教室靜悄悄，乍看像在進行大考。

 

2010年「希望的豐收」，同學書寫最多的是學業考試與成績壓力，字裡行間藏著不少無力、限制感或提問；今年台東同學分享的心聲包含生活許多面向，愛情、人際關係、師生互動、家庭關係、課業學習、性別傾向、生涯想像等。其中一個場次，好幾本筆記本前面空白，但最後一頁留下很有力道的生活感言及觀點，閱讀時心裡很震撼。

我發現自己讀他們的書寫內容時，若內容特別觸動我、與我有連結，我馬上會浮現「他們好棒！」的心聲，但再稍微沈澱一想，我認為的「好棒」究竟是什麼意思？是「好棒，他們可以想得這麼深刻」之類的評價嗎？那些心聲本來就是他們內在的一部份，我平常沒機會接觸他們所以聽不到；這次工作坊的機緣剛好促使他們具體寫下來並讓我們有緣拜讀，也許我心裡保留著對他們的刻板印象，所以閱讀他們親自抒發的心聲時，「發現」他們比我以為的還立體，所以有點太大驚小怪。

整體

本次計畫刻意在台東不同地點舉辦五個場次，行政工作也因此面對挑戰。這次我未實際參與前期的籌備細節，事後聽夥伴描述，了解中心身為外來單位，來到一個缺乏網絡關係的地方，在各項工作上遇到的艱難，由其經費、招生都是壓力。

往資源較少的偏鄉走，是實踐上的堅定方向，帶著理想來到不熟悉地方的外來者，第一個要面對就是陌生的生態，以及自己的「能」與「不能」。所有的困難與不順遂都直指我們勢必學習的現實課題—有些具體可見、有些模糊微妙—如何去克服、化解，甚至主動闢路，是學問也是選擇。另外，如何在計畫中積極結合當地既有耕耘者，將更長遠的醞釀可能性留給最熟悉這塊土地的在地人去紮根，我想都是值得中心繼續摸索的方向。

另外，用一日工作坊引導一群彼此不熟悉的青少年分享心聲，在各方面都是挑戰，包括上課條件的安排、活動的設計，還有我們如何在短短時間迎向青少年族群普遍存在的小團體現象、肢體的尷尬、發言的不自在，並不忘經營尊重、自發自主等精神，均需帶領的智慧—而智慧需要持續累積沈澱。

我認為與同學一起練習選擇如何表達自己、聆聽與尊重、思考自己的決定，是工作坊的核心目標，「書寫筆記本」只是其中一個環節。上述所有的價值都不該只用口語作刻意傳達，而是以實際態度及行動「活」出來。

想起青少年們一張張青春臉龐、在工作坊中閃動的目光，我忍不住想：當相遇時光如此有限，我只能期望你我曾在劇場「內」訴說的、用身體流動的，也有機會在劇場「外」等待某些未知的醱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