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Peter Harris 翻譯：台灣被壓迫者劇場推展中心
過去六年，Tel Aviv大學劇場藝術系在以色列監獄進行一個特別的社區劇場計畫。這些年來，該計畫已經在許多不同類型的監獄進行；以色列的監獄是根據囚犯犯案的刑責做區分；並結合以原創戲劇的社區劇場導演為生涯規劃的TAU大學生。
Harris和Alon兩人在監獄社區劇場這個特別計畫，既合作又個別的工作了許多年。這期間，一個不同的劇場模式已然成形。這模式以學生與囚犯定期會晤為核心，並以劇場作為囚犯與學生參與者檢驗自己作為群體中的個人及所屬群體，如何呈現”他者”的舞台。
經過審慎考量，他們認為應教導社區劇場儲備導演的學生，一定程度的學術訓練。並認為隨著時日推展，學生們將逐漸地破除自己的偏見和刻板的印象，去覺察——以一種敏銳的方式———“他者”；在那裡，學生將與真實生活的社群相遇。為達到這些目標，他們決定鼓勵學生去看看學術象牙塔外的真實世界。就個別學生來看，透過戲劇工具的方式，與一組不同價值觀和行為規範個體所組成的團體，做長期的互動，可以讓學生學習與體驗社區劇場過程中的多元面向。
囚犯參與計畫的目的有以下幾點：
‧和學生的會晤，讓犯人與不屬於犯罪世界的“正常”夥伴，進行建立和加強人際關係的實驗。學生群體是囚犯放風時間參與的社交圈；當他們還在監獄服刑時，參與會晤視同牢役的工作範圍。當他們出獄重返社會，也依然保持聯繫。
‧與學生會晤，讓囚犯了解社會對他們所犯罪刑的態度。透過戲劇活動的互動，他們可以重新檢視自己所犯的罪刑，及自己對它的感受。
‧囚犯為了達成小組創造性的計畫任務與要求，而獲得重要的生活能力。這個創造性任務的最高潮，是在觀眾面前演出一齣戲。這個計畫迫使囚犯面對幾個挑戰：會晤的截止時限、維持長時間的勤奮、練習負責任、在他人面前揭露自己、表達情緒、在觀眾面前表演、團隊工作、完成個人的任務等等。
為了達成該計畫的目標，囚犯們重複練習學到的技巧，它讓囚犯在監獄服刑中和被釋放後的生活，都可以將運用劇場中的這些技巧。
‧在自我培力的過程中，囚犯對自我的期許採取更寬廣的面向。該計畫提供囚犯，發現自己的創造力與參與規範性活動的機會。他們學會一種——喚醒自身成就動機和強化切身環境，的新語言，增強了他們對自我的期許。
選擇以色列監獄服務單位（Israel Prison Service 簡稱IPS）成為這個計畫的合作團隊，並非巧合。大學與IPS的夥伴關係有許多優勢。這個夥伴關係，創造了團體與戲劇過程的理想”實驗條件”。首先，作為一個多年從事劇場工作的教育單位，IPS可以提供所有參與監獄計畫的各個劇場計畫，適當的支持網絡。IPS明白，除了指定教育人員或社工參與計畫外，為了創造每所監獄參與計畫人員的社群意識和IPS不同負責單位的參與度，他們需配置適當的預算和人力資源。
這個過程，包括每週的戲劇工作坊，持續了約九個月。每週的單元工作坊，都從聲音、肢體以及情緒暖身開始，緊接著進行各種即興技巧的戲劇練習，最後以大圓分享做結束。在課堂上，會有不同情境戲劇的產出。我們記錄下過程中“二元社群”(囚犯與學生) 衝突的柔軟型塑，然後成為舞台戲劇演出的高潮。它讓團隊和觀眾，去面對過程中所涉及的基本問題。我們的基本原則是，在深刻而複雜的過程中，劇場既是連結團體的催化劑，也是鏡子。
年底的戲劇活動，是IPS教育官員支持的重要項目之一，他們和藝術家及表演者合作，以義工的性質，獻給犯人社群。這個計畫提供囚犯們摘下面具，並創造一個自由討論問題的空間。
以下是兩位參與者在課堂上提出的反饋意見。
Y（女大學生）：我在團體中感到非常困惑。它把你丟到各種情境中…道德的、正義的、人際關係的…但是我到底站在什麼位置？這是我的障礙。我的底線時時被檢驗。我跨越了太多的界限。別人或許不會注意，但它一直在我心裡。在這裡發展人際關係真是個問題。我真心想建立關係，但我必須克制自己。我跟媽媽談，她告訴我「永遠不要忘記，你所接近的人，是不誠實、不道德的──這是為什麼你們（譯註：囚犯）在這裡──多數的情況下，他們永遠不會改變。」然而，我幻想著他們都是誠實的……我很天真，但是我的心被撕裂了。
A（男犯人）：這個團體給了我自信，同時也讓我缺乏自信。因為我們和學生們進行很棒的事，它加強了我的自信。小組很有凝聚力…因為我們都想對戲劇創作作出貢獻。然而，我同時感到缺乏自信，因為些學生懷著和Y的媽媽一樣的態度：「我認為你們一無是處，而且你們將永遠是失敗者」…外表和笑容都如此虛假，但對我來說，這很好，因為我知道我早晚得去面對這個問題。在重建關係的階段，我可以處理各種曲解與各種偽裝…它會給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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